我自幼就比较矮小，也绝不是一个有力气的人，但我性格非常要强。或许是受父亲教育的影响，正义感也比别人多了一倍。
当时，说到村里的名流，那就是村长、校长和医生等。有个孩子仗着父亲的职业，平时特别嚣张，还经常欺负周围的小孩。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不知为何总觉得愤概，有一天就把那个小孩叫了出来，提醒他“不要太嚣张”。后来因为他完全没有反省的迹象，所以为了惩治他，就把他推进了他家门前的下水沟里。
我上的小学叫山田小学（现吾妻町立大冢小学），离我们村子步行大约40分钟的距离。所以在四年级之前，我都是在一个小山丘上的分校上学。
到了五年级，总算可以去总校了，但是班主任对总校和分校的学生态度不一样。因为他实在太过分，我就带着从分校来的学生闯入了校长的家里，要求“更换班主任”。我们一共十几个人，全都拿着扫帚，向校长控诉“不正当的差别对待”。
虽然不知是不是我们的抗议起了作用，这之后，班主任被调到了其他学校。离开的那天，他让我们在校园里集合，大声喊着“生者必灭、会者定离”（佛学术语，表示有生命的人一定会死，相遇的人一定会分别），这个画面我至今记忆犹新。
本来我作为抗议的主谋，即便被退学处分也不足为奇，但这个校长特别贤能，反而以这件事为契机，开始关注我。
也是这位校长建议我上中学的。当时，父母想让我上师范学校，以后当老师，但是被校长热心地劝服了，最终同意我上中学。当时，像在山田村那样的乡下，成绩优秀的孩子大都去了师范学校，几乎没有人上中学。我想也正是因为这位校长，才成就了现在的我。
中学是岛原市内的长崎县立岛原中学（现岛原高中）。因为离家较远，所以寄宿在市内的禅寺——晴云寺，也是校长介绍了我去这里。估计是考虑到住在寺庙里能让我修身养性吧。
事实上，严格的寺庙生活确实很适合修身养性。每天早上4点左右起床，用抹布擦拭正殿和走廊，打扫寺内的庭院，然后开始和修行僧一起坐禅。早晨的诵经结束后，就开始准备早餐。这些就已经让我忙得晕头转向了。
早餐是一菜一汤的粗茶淡饭，或许是从一早就开始活动身体的缘故，我总能吃得津津有味。最重要的是，能神清气爽地迎接一天的开始，对我来说是幸福的。
从寺庙步行到学校用不了10分钟，下课后我也几乎不会绕道，都是径直回去。因为需要拾废旧的卒塔婆（注：为了追善供奉，写经文或题字，立在墓后的塔形竖长木片）和枯木枝来烧洗澡水和准备晚餐，所以根本没时间玩耍。晚上除了预习和复习外，还要读书、学习经书。
当时，寺庙里有一本名为《亚细亚之光》的哲学杂志，大概是有人送给寺庙的，我经常看这本杂志。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内容晦涩并不能充分理解，但渐渐地就明白了，到了中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我对印度哲学产生了兴趣。
为此，因为晴云寺是曹洞宗，我还隐约想过“将来如果我进入总持寺或永平寺，应该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和尚吧”。但是，我在每天与僧侣接触的过程中，渐渐动摇了进入佛门的决心。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日常生活过于颓废。无论是酒、女人还是玩乐，都比世俗的世界还要严重。虽然如今这些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但在当时我纯洁的中学生心中，还是感到很失望。最后，我放弃了走上宗教的道路。
毕业典礼那天，我作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言，至今还记得那时最后的那一句话“……学问做得越大就越难得到真理。”
我的中学时代虽然艰苦，但很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