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我考入了第五高等学校（现熊本大学）。本来更擅长数学、物理等理科类科目，但是我难以断绝对哲学的兴趣，所以选择了文科。
虽说我是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中学毕业的，但是五高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英才，像我这样的乡下人和城市出来的学生相比，水平还是不一样。特别是在语言方面，有着决定性的差异。不服输的我想要克服语言这一短板，于是拼命地学习英语。除了教科书的预习、复习外，我还订阅了英文报纸，每天贪婪地学习英语。
话虽如此，我也不是只顾着学习。一年级的时候，我也加入过柔道部，也和同伴一起边走边喝，放声高歌过。当时，因为五高是全寄宿制学校，偶尔错过门禁，我也干过翻墙进入宿舍的事情。
因为我对西田哲学感兴趣，所以哲学老师频繁劝我“去京都帝国大学吧！”虽然一时有过这种想法，但深思熟虑之后，在三年级的第三学期，我还是决定考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系。
从那之后，接连几天，我都没进过被窝睡觉。我把又薄又硬的棉被折叠起来放在房间的角落，将它当成靠背，面朝桌子学习。
学累了昏昏欲睡的时候，我就顺势往后一躺小睡一会，醒了就再开始学习。每天就这样周而复始。
当时，除东京帝大外，如果是旧制高中毕业的学生，可以免试入学法学系。但只有东京帝大有英语作文和英日翻译的考试。
终于到了考试的那天，运气很不好，我发高烧了，体温将近40度。因为接连数日的应试学习，体力已经消耗殆尽，再加上我不习惯从家乡到东京的长途旅行，所以感冒了。

吃了阿司匹林，我晃晃悠悠地参加了考试。幸运的是，无论是英语作文还是英日翻译，我都只有一个不懂的单词，但我完全没有信心。因此，我没有在东京等待成绩公布，而是拜托熟人到时告知我结果，就回了乡下。
成绩公布的前一天，我翻来覆去的睡不好觉。当天在等待录取与否的电报时，我的心情仿佛是在等待死刑宣判。半路上，我惶恐不安地打开了从快递员那里收到的电报，上面写着“合格万岁”。一瞬间我难以置信，但紧接着喜悦就涌上了心头：“我通过了！”
好不容易考上了东京帝大法学系，但开始的阶段，我对法律不太感兴趣。也许是因为过于热衷印度哲学和西田哲学的缘故吧。
但这样的话，进入法学系就没有意义了。因此，我狠下心开始学习法律。有课的时候，我坐在最前排；没课的时候，我就在图书馆依次把法律书籍读个遍。我的性格是做任何事情都会坚持到底，绝不放弃。后来，和几个企业一起成立合资公司，或签订技术引进、协作合同的时候，我都会事先对合同内容彻底研读。
在集中学习法律的过程中，我终于明白了法律的有趣之处。其中，高柳贤三老师的法理学是一门逻辑性的学问，非常符合我喜欢数学和物理的特质。三年级的时候，我还产生过“如果可以的话，留在大学当法理学老师”的想法。
然而有一天，在大学附近的荞麦店，我听到了助手们的争论，其内容引发了我的深思。
那个荞麦店虽然味道不错，但是量很少，不吃两碗的话就吃不饱。两碗的价格是16钱。如果是校内的地下食堂，用15钱就可以吃到盛得满满的饭。是味道重要呢，还是量重要呢，这1钱的差异成了他们争论的主题。
对于他们来说，这或许是个大问题，但助手未来就会成为教授，而这些人在认真争论着这么无聊的问题……。他们的工资应该很低吧，我可不想过这种1钱之差都要计较的生活。就这样，我坚定了去实业界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