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3月，我被任命为第2次临时行政调查会的委员。这个调查会的基本理念是在不増税的前提下进行财政再建，目的是制定根本性的行政改革方案。
自1979年4月开始的6年中，我担任行政监理委员，继续作为产业界的一名代表参与临时调查。
委员由9人组成，会长由土光敏夫（经济团体联合会名誉会长）担任。
虽然临时调查每周实施一次，但是到了总结汇报书的最终阶段，周末也不能休息，每天埋头工作到深夜。
到1983年3月为止的2年期间，汇报书分为紧急汇报、基本汇报、最终汇报的3个阶段提交给总理大臣。每次均被报纸大为报道，知道汇报内容的人应该也不在少数。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总结感想的话，那就是虽然付出很多努力，但对汇报内容并不太满意。因为原本想在更为根本的问题上下手，但由于过于重视实现的可能性，所以最终只能屈从于最大公约数的意见。
即使如此，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通过了预算负上限抑制增税，将国铁和电电公社（译注：公司名称）民营化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国民整体认识到了财政再建和行政改革的重要性，这是非常有益的。
但重建已然恶化的财政，我认为其根本首先是削减政府支出，然后是如何有效利用税金。还有一个重要的是，思考如何能够在不改变税率的前提下增加法人税。但行政担当者好像更倾向于通过技术手段来増税。例如，以前员工自己提出离职时，离职金的50％是不课税的，但2年前这一比例降至40％，此次临调更是打算将其下调至30％。
这意味着实际的増税，虽然我强力反对并暂且阻止住了，但今后有可能还会出现。这一点必须加以注意。
原本财政恶化的最大原因，是企业业绩不良造成的法人税增长停滞。因此，解决方法虽会因业种而不同，但相同的是为企业增添活力，从而増加税収。但遗憾的是，此问题未被提及。
削减行政支出，基本上也是减少人员和业务，达到削减人工成本的目的。因为国家、地方自治体、特殊法人都算上的话，人工成本高达28万亿日元。
我非常理解削减人员的难处，因此我不是在主张辞退那些正在工作的人。
我只是说，因为毎年公务员整体的4％左右会自然减少，所以只需将新聘人员控制在其一半，即2％，5年后每年就会有25,000亿日元的人工成本结余出来。
如果是民营，业绩恶化，那就停止新聘人员，有时还可以采用内退的方法。临调的汇报中也是用5年时间削减5％的人员，但同时可以新聘。汇报中虽写着抑制人工成本，但这样做可以净减多少并不明了。税金的用法也有很多问题。我这里没有篇幅都去指摘，只谈一下中央和地方的财源分配问题吧。
如今，中央借给全国的地方自治体的财政投融资资金约为11万亿日元，意在填补地方交付的税金。但完全不收利息，而且本金的一半也是由中央负担。我知道肯定是有原因才会这样。但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无息贷款，且本金的一半替对方负担，这是事实。
假设现在的贷款利率是年利率7.3％的话，那每年就有近8,000亿日元的利息流入国库。仅凭这个就可以改善财政赤字，也可以做到收紧地方财政。虽然从1983年度开始改为收取一半的利息，但我们的常识是借款方负担全部利息。
铃木善幸总理（时任）通过冻结人事院劝告，整体削减了约1万亿日元。短期来看，在削减赤字方面，比我们通过临调2年进行审议要有成效得多。这说明一旦总理发挥领导力，就能大有一番作为。
归根结底，不増税的财政再建，取决于政治因素，尤其是总理的决断和执行力。我作为参与审议的一员，会一直关注这一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