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终于明白工作的有趣之处，决心在这个公司倾注毕生精力的时候，世间却被惶惶不安的气氛包围。1937年，以卢沟桥事件为开端，中日战争爆发，1941年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当时的政府通过了无数的战时立法，包括《国家总动员法》，经济的管控色彩日益增强。无论是一块钢材，还是一袋水泥，没有政府的许可都无法采购。
在这种情况下，1941年，也是我进入公司的第七个年头，我被提升为总务课长。不过出于“还太年轻”的原因，有一年时间一直是代理课长。正式就任课长是在1942年7月以后。
因为当时并没有设置部长制，也有专务营业课长等高管兼任课长的例子，所以说到总务课长，其权限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总务部长、人事部长、劳务部长，以及经营管理部长和秘书室室长全部加起来。我也以主持人的身份出席役员会，但堀先生经常会询问我的意见：“宫崎，你是怎么想的？”
随着战争越来越激烈，因转换为军需工厂等事由，与军队及政府交涉的情况越来越多。因此，1944年1月，我也开始兼任东京事务所的总务课长。那时，员工一个接一个地被军队征召，在原材料和器材都不能随意采买的情况下，维持工厂开工变得极为艰难。
就在这时，我也收到了征兵令，那是在1945年6月。我立即加入了驻扎在九州久留米的第18师团的骑兵部队。因为我大学没有参加过军训，没有学分，所以是二等兵。
塞班岛沦陷，硫磺岛惨败等，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败势愈加明显。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当时没有足够的兵营，我们被迫住进马棚。那时我所属的部队共有97人，但只有3把枪。
当然也没有棉被，我们盖着草席，将自己的衣服包起来当枕头。餐食也只有饭盒盛着的夹生米饭、味增汤和腌萝卜等粗劣的食物，有一段时间几乎难以下咽。
一句话，军队的生活就是非人的生活。特别是我们这样的二等兵，连马都不如。比如，行走训练中，有些士兵由于过劳会在半路倒下，那也不会叫医生来看，就这么放任不管。下级军官或老兵外出归来后，拆绑腿、脱上衣这样的活也都是二等兵的。洗澡时，如果是二等兵，就要在外面脱光，一边扎头巾一边跑去澡堂。
因为我年纪最大，又是大公司的课长，相比之下还被重视，但看着这样的光景，我强烈意识到“这场战争打不赢”。
但入伍两周后，突然收到了来自陆军大臣的命令，即我的征召解除令。

当时，旭化成生产搭载于特攻机两翼上的火箭用火药，作为其要员，我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我征召解除的原因。虽然对这意想不到的好消息感到高兴，但我从未想过还能活着回去，所以一时无法相信。
离开部队的前一晚，在马棚里一起生活的伙伴们，每人夹一块晚饭里的豆腐放进我的饭盒里，为我庆祝征召解除。对于我来说，这是胜于一切的饯别。
离开部队的当天，班长一直目送我到门口。我乘坐巴士前往久留米车站，那时才第一次有了“啊！我能活着回去”的想法。但是“不会被取消吧？”的不安并没有消失，我在久留米车站等火车时看到宪兵进站，还曾失望地想“果然是梦啊”。
那一晚，我借宿在乡下的哥哥家。第二天早上5点左右，当我醒来无意间仰望天花板时，我意识到这不是之前的地方。“是的！征召被解除了！”我深切体会到自己恢复了自由，反复体会这一感觉。这一生再也没有比那一刻更高兴的时候了。
那之后，听说我所属的部队去了冲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