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平安地回到了公司，却有难题等着我。在1945年6月29日的大空袭中，生产基地延冈遭受了重创。药品、宾霸、塑料这三个工厂全被烧毁，人造丝等其他工厂也被毁坏。为了工厂再建，我为修缮建筑物、修理机器、确保原材料和资材而四处奔走，没有闲暇沉浸在战争结束的感慨中。
1946年4月1日，公司更名为旭化成工业。社长继续由堀先生担任，注册资本为5,440万日元。我担任东京事务所所长。那时，恢复工程在加班加点地进行，人造丝、宾霸等工厂的重启以及火药、雷管工厂的民需转换也已完成。
1947年3月，38岁的我被推选为董事，2个月后晋升为常务。作为堀先生的得力干将，正当我要大刀阔斧地正式着手再建工程时，敬爱的堀先生等高管，因公职驱逐令，不得不离开了公司。
浜田茂享先生接任了社长一职，但等待着我们新经营管理层的是一场暴风骤雨般的罢工。
战后混乱时期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劳动攻势的加剧。从战前、战争时期严苛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的工人们，相继结成劳动工会，或许是因为太过急剧的改革，各地持续混乱，多处发生了极左的破坏活动。
1946年1月，我担任东京事务所所长的时候，延冈人造丝工会已经组成。那之后，短短2个月的时间内，已经形成了一个拥有7个工会、共8,000人的组织。各工会立即结成联合工会，同年3月，要求以“工资增加五倍，要得到工会的同意才能解雇、调动工会成员”为核心内容签订集体劳动合同。
公司方面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同意在一定程度上上调工资，但认为解雇、调动的条款是经营权的问题，所以拒绝了这个要求。因此，工会毅然举行了罢工，由于公司方面没有做好准备，在罢工的第8天，不得不同意上调四倍工资这一屈辱性的集体劳动合同。公司方面全面败北。
我也见证了此次签约，那时我有一种“照此下去，公司会倒闭”的危机感。因此，我就任劳务·人事役员后，马上任命黑田义久（原副社长）为劳务课长、任命樱井弘（原常务）为勤劳部长，并派驻延冈。目的是让精通劳务问题的两人调查工会的动向，同时使员工之间萌生稳健的劳动思想。
工会因战斗的胜利日益左倾，要求也逐步升级。1948年3月，提出了总额达1亿2,000万日元的大幅涨薪要求。这相当于当时的营业收入，是无论如何无法答应的。
工会再次使出罢工战术，但那时樱井、黑田两人的工作已经奏效，出现了脱离工会、中止罢工的现象。因此，工会方面的斗争态势已经不能持续，公司取得了胜利。
但是，劳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进入8月，工会方面又提出了大幅涨薪四成的要求。此次，近1万人的支援团队也赶到现场，共产党的干部也来做煽动演讲。这已经不是一个企业的问题了。
对此问题，被社长全权委派的我始终坚持强硬的态度。因为我认为只要不从根本上改变工会过激的极左本质，同样的事情会反复发生，最终公司只能被迫倒闭。
谈判决裂，9月18日起开始了第三次罢工。但是，属于理智派的第二工会的成员数量也增加了，形成了一定的势力。我日夜在一线指挥，终于在10月11日，准备复工的第二工会成员和在人造丝工厂通车门设置了纠察线的第一工会成员发生冲突，造成了轻重伤员共45人的惨剧。
但是，以此次“人造丝通车门事件”为契机，第一工会的势力急速衰退，主导权完全转移至第二工会的手中。最终第一工会被迫解散，我解雇了执行部的所有成员。
延冈的重大纠纷终于结束了。员工通过此次惨痛的教训，学到了如果没有劳资和谐，就不可能有公司的繁荣和工会成员生活水平的提高。从那之后直到今天，再也没发生过大规模的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