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回到前面，大学时代我住在位于文京区大冢的井上馨育英会的宿舍里。在宿舍附近，居住着手鼓老师（之后被评为“人间国宝”）一家，偶尔在回家的路上会遇见他们。刚开始只是简单地打招呼，渐渐变得熟悉后，还去过他们家里闲聊。
因为工作已经确定，所以我告诉他们我要去大阪赴任的消息，那家的夫人对我说：“要不然你和我的侄女相亲吧？”因为我也想参加工作后早点成家，所以立刻接受了安排。见面第一眼我就喜欢上了对方。因为她性情温和，看起来也很有朝气。

虽然那时淑子才刚刚从樱荫高等女校毕业，但我们还是约好马上结婚。不过到实际举行婚礼花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哥哥患了重病，我把工资的一部分寄给了他。那段时间，我和淑子一直保持通信联系。
1936年12月28日，我们在目黑的雅叙园举行了婚礼。那时我27岁，妻子20岁。新家是在武库川（兵库县尼崎市）租的房子，每个月的房租是25日元。因为那时大概用20日元就可以解决1个月的生活费，所以100日元的月薪已经足够生活了。
我从幼时开始就特别喜欢吃包子，新婚时期也经常买回家。我总是去武库川车站附近的点心店，买20个2钱一个的包子。因为还没到家肚子就已经饿了，所以会在半路的车站买1个2钱的红豆包，站着吃完。
新婚时期我经常很晚回家。因为堀常务举办宴席时，我必须帮着安排一些杂事。事先，我会和餐厅领班商量宴席的座次、料理和艺妓的人选等。宴席开始后，我会在末席替不会喝酒的堀先生接受大家的回敬，然后选择恰当的时机，退回到玄关附近的小房间里等待结束。
有时候艺妓同情我，会端酒过来给我，但宴席没有结束我就还有工作在身，所以不能再喝。餐厅的老板娘偶尔也会提醒我“宫崎先生，千万不能喝酒啊！”
其间，听到外面有人说“客人要走了！”我就会急忙走到玄关处，把客人的鞋子摆好，并安排车送客人回去。为了不弄错车的安排，我十分谨慎。
说起来，还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有一次，在大阪北新地的一家餐厅招待顾问律师。宴席结束后，安排好的车却没来。我就叫来老板娘，责怪餐厅方面的疏忽。然而，第二天早上到公司后，课长怒气冲冲地对我说：“你被解雇了！”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被骂，但是前天晚上的老板娘因为跟社长有关系，所以课长识趣地对我说：“去给老板娘道个歉”。但我认为自己并没有错，因此怼了一句：“没有道歉的必要“。
这话传到了常务堀先生的耳朵里，被问到情况我也如实说明了。堀先生沉默着听完，说：“我去跟社长解释吧”。后来听闻，社长好像也笑着说：“是老板娘那边的失误，宫崎斥责他们也是应该的”。
宴席结束，送走客人或重要人物后，我经常会一个人去熟悉的酒吧，点50钱一瓶的啤酒喝。那里的啤酒比高档餐厅的高价酒好喝多了。离开的时候，经常会去酒吧附近的寿司店买黄瓜寿司，和妻子一起吃。无论我多晚回去，妻子都会等我一起吃饭。
因为当时没有秘书课，所以我承担了秘书全部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买车票。或许会认为这是一件简单的工作，但实际上还挺有难度的。当时，高管们白天会议结束后，或者晚上宴请结束后，经常会去东京出差。然而，会议和宴请很难按照预定的时间结束。
我会按照指示的时间提前买好车票，但会议和宴请经常延迟，领导总是到了临近乘车的时间才对我说：“给我改签后一班“。但那时再去换票的话，就不能确保还有座位。因此，我会根据会议和宴请的进展预估时间，提前改签车票。
这种事情谁都没有教过我，我只能换位思考，自己想办法。领导们对秘书的要求可以说是“无理可讲“，这对我来说是很好的修行。